作为一个男性读者，在我们准备阅读这部由女作家写作的小说时，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接受她对男性的谴责和批判？
  这个问题所以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是因为，《无字》这部小说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可以说就是２０世纪中国妇女的爱史、哀史和痛史，是作者关于女性悲剧性命运的述说。作者形容这种述说，就像冬日“从丹阳观古柏中穿过的西北风，把她还不会述说也永远述说不出的她和叶莲子的凄苦，替她们说了出来。那风，就是她们的语言，她们的哀歌，那风就是她”。其实，不仅是她和叶莲子，还应该包括墨荷与禅月，作者在这里写了和吴为有关的四代女人的命运，以及她们和男人的关系。作者后来写道，叶家几代女人的命运，只是从禅月开始才彻底翻个儿。

  小说开始于吴为的婚变。问题是，那个打定主意要和她离婚的男人，可不是一般的男人，而是她曾经为之奉献过伟大爱情的男人，也是寄托了她的信仰的地方。有一次她写到了狗对她的守护，然后她问我们：“她以生命爱过的胡秉宸，能为她掉一滴泪吗？”在另一个场合她又说：“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既不是失恋，也不是失业、失败、失学、穷困、饥饿、灾荒、病痛……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一点点离开你挚爱的人，而你却束手无策。”这或者正是后来她竭力想要弄明白的，在男女关系中，那些深邃、厚重的历史与人性的因素，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吴为是个作家，张洁在小说开篇时就提醒我们注意，在１９４８年那个秋天的早上，吴为就将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写下了第一句话。那一年她１０岁，事后证明，那时她写下的那个句子的确非常重要：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这个翘首以待的姿态，也许正是她以后所有痛苦的前因。没有这个翘首以待，还会不会有以后的对于男人、对于男女关系的失望和仇恨？她从叶莲子与顾秋水的关系中看到了这一点，“不善言笑——更不要说调笑，早早就为她的失宠埋下了伏笔”。她因此而怀疑：“或者说男人，果真需要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女人做妻子吗？”这种怀疑撕下了蒙在两性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她告诉我们，爱情是解除女人武装，使她们逆来顺受的毒药，哪个男人是爱能束缚得住的呢？他们在向女人许诺爱情的时候，往往只是想得到她们。

  也许因为张洁就是个女人，所以她才这样写。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无字》是女性主义写作。我想，那样的话，反而将《无字》缩小了。如果它是大海的话，我们不能因为仅仅看到它的一个角，就下结论说，这是个海湾。实际上，２０世纪在中国，两性关系的消长从来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其说妇女要解放，不如说人要解放；与其说妇女要求尊严，不如说人要求尊严。而且，女人对男人的选择或者男人对女人的选择，其间又隐含了多少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演变？还别提救亡与革命对男人和女人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了。墨荷、叶莲子、吴为、禅月，她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有多少仅仅反映了两性的关系，而不是社会历史塑造的呢？张洁的写作正是要超越两性关系，从而完成对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的反思。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从来不会有以性别划线的时候。所谓性别研究或批评，在我看来，总有整体化的缺陷。同为女人，白帆始终都是她的敌人。而墨荷与叶莲子，她们的许多苦难，直接地来自于女人。所以，如果我们的阅读以及对意义的确定总是依赖于性别理论的框架，很可能我们会忽略许多更加重要的东西。比如她对几个男人的描写，像顾秋水、胡秉宸，他们的存在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和几个女人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而是因为，借助于他们，作家打开了通向历史隧道的一座座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