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与人谈起齐世英时，依然充满着愤怒：“国民党的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的手上。齐世英就是CC的人，CC弄出个‘东北协会’与我对抗，齐又为了办大学与我对抗。齐原是我送出去德国念书的，郭松龄的反奉可说有一大部分是他鼓动的。事后他跑到新民的日本领事馆中躲了起来，我们派兵围了半年，当时抓到他恐怕会枪毙他的。”
可见张学良对齐世英这个人恨之入骨，居然在时过境迁之后依然愤懑于心。那么我们不禁就想知道，这个齐某人到底是何许人呢？竟使得这个曾经“撬动”中国历史的张少帅如此“记挂”。我想，如果齐世英之女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在大陆出版的话，许多读过《张学良口述史》的人大概会对齐世英抱有成见了。我们大概会认为这是个只会“捣乱”、只会钻营政治的“政客”。在《巨流河》中，齐邦媛以其深情款款的文字描述了一个一生立志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父亲形象，他就是齐世英。
而我手中的这本《齐世英口述自传》，以作者口述和旧人回忆的方式，清晰详尽地回忆了齐世英先生的一生。这当中就提到了他与张学良将军的这段曲折的恩怨，也谈到了张学良痛恨自己的原因。
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结怨始于郭松龄反奉。齐先生早年曾受张作霖资助留学德国，归国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做文职幕僚。他赞成郭松龄反对内战、实行民主的主张，支持郭松龄回师奉天。当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到秦皇岛调解时，齐世英曾主张将张学良扣下以作人质，虽未被郭采纳，但就此种下仇怨的种子。在张学良看来，郭松龄反奉都是齐世英从中鼓吹的缘故，所以对他恶感很深。他在口述历史里说，所以他讨厌文人，国家的事很多都是被文人撺掇坏的。
郭松龄兵败被杀，齐世英难回东北，先避难于日本驻新民领事公馆(当时的领事吉田茂后来当了日本战败后的首相)，后经日本领事吉田茂的安排经朝鲜、日本到南京，投奔了正在北伐的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位东北精英很器重，安排他到陈果夫、陈立夫主持的党务情报机构工作(即CC系)。到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时，齐世英已任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并且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
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当时，张学良想加入国民党，而齐世英是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东北负责人，在关内的东北社会名流阎宝航、高崇民、王卓然等与齐世英相熟之人，曾撮合齐世英与张学良合作。陈立夫也从中斡旋，终使张学良与齐世英在汉口会面。在话不投机时，齐先生教训张学良说：“你到南方来，最重要的是要对主义(指三民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需负很多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也因此讲谁对党忠实，谁对党不忠实，还盼你努力。”
之后，张学良在与别人谈到汉口会面一事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因二人在汉口会面不欢而散，在东北国大代表提名上意见也不大一致，导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延期。同年，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说：“东北人除了齐世英，其余谁当中央委员都可。”
此后，这种怨恨达到了白热化。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在陪同蒋介石到南京时，为西安事变辩解时对何应钦等人说，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而这个气则来自于齐世英，张觉得是齐世英在南京一件件地搞他，中央从不制止，他对此心生怨气。因此，何应钦见过张学良后对齐世英说“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齐世英在口述自传中回忆道“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可见两人积怨之深。
但是历史的恩怨终究会被时间泯灭。
1981年，齐世英与张学良在荣总医院相遇，这是自1936年汉口晤谈之后的首次重逢。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都已年过八十。乡关万里，半世纪坎坷，千言万语亦说不尽。此次会面令一向沉稳宁静的老人内心激荡甚久，前尘往事俱回眼前，他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然而，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遗憾了，或许时光即使倒流，两人合作亦非易事。一方是二十岁即掌军权的军阀少主，一方是坚持己见、怀揣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鸿沟难跨。
此后，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对齐世英先生有了一个正面的评价：“(齐世英)病重时我去看过他……这个人过去反对我很厉害，他是国民党，他是CC……东北党务就在他手里，他专门在东北对我捣乱……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齐世英先生在口述自传中也谈到了世人对他反对张学良的一些评价。以前有人批评说，谁都可以反对老张家，唯独齐世英不能，因为当年他去德国留学都是老张家掏的钱，怎么可以培养你出来了，你倒反咬一口呢？但是，在齐世英先生看来，培养他是国家之力，并不是培养了他这个人出来就是要给一家军阀私人卖命的。这都是军阀不分公私的毛病。
在这本口述自传中，齐世英先生忠于理想，敏于笃行，有书生之儒雅一面，“英逸挺拔，气宇轩昂，举止温文，谈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风”(林忠胜语)，又是有效的实行者，如战士一般斗争到底，秉持理想，坚守原则。和郭松龄兵谏革新功败，后又遭遇东北弃守，到台湾后，他加入了“立法院”的“革新俱乐部”，笃信“自由、民主、法治”之理念，对于当时台湾施政时有批评，后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其后，曾与雷震、高玉树等在台湾筹组“中国民主党”而未成，“绝非出于失意之情，而是对未来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