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现实中总要面临选择和判断，抉择的根据总是和对真理的理解有关。正是面对真理问题的不同态度，导致东西方走上不同道路，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向西方寻找真理，所有的争论都因不同人取到了不同的“真经”。中国学者近年来的取经速度更是快过以往，来美国转一圈、呆两年，就能在国内出版专著，大谈他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解，笔者称之为“学术游记”。一位美国华裔学者在交谈中感慨，他很怀疑，这些人是否真地认识了美国，尤其认识了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和道路选择背后对真理的判断标准。

  读了谢文郁教授的新著《道路与真理》，笔者倒有些感触。谢文郁同样作为一名游客，从北大到美国，一游二十余年，花十年时间才拿出一本书，写的竟不是热门的美国，而是美国背后遥远而广阔的欧陆文明源头期的思想水域。美国的繁荣也好、衰落也好，无可否认，都在这份祖先的余荫下。他没有被面前不同版本的“真经”迷了眼，而是定睛于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真经”？追索西方思想史，究竟是什么标准决定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判断，引导他们走在今天的路上？

  作者不再关注肯德基与肉夹馍的区别，而是回到厨师被真理光照的那个瞬间。只有走进那个瞬间，我们自己才有被光照的可能，而不是整天为哪个口味更适合中国人分成两派，吵个不停，让公众怀疑学者就是以此为业的。

  谢文郁敏锐地注意到，当柏拉图提出的理性认识论受到怀疑主义的毁灭性冲击时，人不仅对真理无知，更不知道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古希腊文明的没落已成定局。但这一困境却在由希伯来文化背景给出的恩典真理论面前被部分化解了，基督教也因此由一个弱势的外来宗教渐渐被希腊罗马人了解与接纳，乃至占据西方信仰的主导，为后世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治世提供深层的文化基因。

  谢文郁把真理问题归结为道路问题。面对“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宣告，只有通过这一道路，才能进入真理，并最终获得生命。但人们会问：交出判断权而去跟随一个宣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的人，靠谱吗？有一点必须承认，无论靠不靠谱，回避是不可能的，或拒绝或相信，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是对真理无知，那么如果真理主动走向我并彰显自己，我就只能相信接受。这就是所谓恩典真理论，强调人必须交出自己的判断权，使自己在真理问题上成为一个接受者。对于高举理性的现代人，放弃判断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理性追求真理与信仰的启示道路，使西方思想史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张力。4月23日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举行的《道路与真理》座谈会上，上述两条路径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

  信仰的最原始意义就是我相信，相信就是放弃判断权，这种信任情感我们每个人都有。比如，我相信我老婆，所以我把工资存折和判断权都交给老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思维和学习方式，没有信任情感就不可能扩展知识。比如学历史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些人做了哪些事，你不可能重回唐朝去拍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记录片。但你相信老师教的是对的，你在相信中仅仅是接受者，而不是判断者。

  可悲的是，无论历史还是当下，正如奥古斯丁所言，充斥着“一些对道路无知却以为知道了去哪里的人”。真的可以信而致知吗？如果一个人渴望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对真理的掌控，那么不妨把这视为一个邀请，除非你迷恋的是自己寻找真理时那副迷茫与困惑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