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现实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这曾经不是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现实主义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唯一准则。书写现实、反映现实，更准确地说是讴歌现实，成为小说家的职责。但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强度，读者发现，作家失语了。小说家们的讲述不是失于琐碎就是流于个人趣味，一部鲜活现实感、个人存在感、集体共生感三者同在的小说已经不容易找到。小说的光芒，常常照不进我们焦虑的现实。

  刘震云一直在向着现实跋涉，一直试图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这样的一次跋涉、一次号脉。小说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女子李雪莲为了要二胎，和丈夫假离婚，结果丈夫有了新欢。当她想复婚时，丈夫却骂她是潘金莲，故事围绕着她为自己正名的上访路展开。故事有点儿像《秋菊打官司》，但是随李雪莲讨说法而来的是，她被视为上访钉子户，一到两会就被围追堵截。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现实感强烈的小说，但它是否具备伟大作品所拥有的强大光芒，照进现实、照亮现实，只能留给读者判断了。

  说起好的小说家，想必很多读者都无比怀念沈从文。这个湘西人，其小说其文字其经历，总让人温和与忧伤兼备。这些年，有关他的传记与往事文字不时能见到，却还是读不腻。《沈从文家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更不是研究文章。一个沈从文研究者，听沈从文长子沈龙朱一事一事闲聊往日时光。这些家事中的沈从文，一如他的小说，光芒并不耀眼，但持续温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