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先生又出书了！想当年，《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风靡知识界、读书界，使这位长期生活于象牙塔中的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逐渐为公众所知，而他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与有关方面的角力，则更是令他的“粉丝”们倍感鼓舞--其博客的访问量之大，甚至让许多正当壮年、如日中天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望尘莫及。如今，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又一次“出征”，带来《昨天的中国》一书，让深爱其作品的读者大呼过瘾。

   辛亥革命：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

   近年来，借助辛亥百年纪念之势，坊间兴起了一股重新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的热潮，不少人都说，袁伟时先生恰是这股“重评”热潮的始作俑者。的确，他对辛亥革命、尤其是对孙文的众多负面评价，曾经是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引发长久争议的话题之一。有论者认为其观点颇具新意且皆有史料支撑，值得细究；也有学者认为他再三质疑孙中山、全盘否定辛亥革命，给人以偏概全、“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印象；还有一些同行则强调，袁先生的论断颇有深意，体现了一位有担当的历史学家的学术良知。在读此书之前，我对此类争论也大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不过读罢这本以探讨辛亥革命为主题内容的作品集后，先前的印象不仅完全消失，而且实在说，我对袁先生的观点也越发认同了。

   今天，海内外的辛亥革命研究者公认，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当政者对保路运动这一危机的处理不当、革命党人的起义、立宪派在其后各省独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以此看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不过是其中的一股势力，其作用并非如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举足轻重，更何况，以孙文为代表的党人，还身患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幼稚病”。在骄傲的孙文看来，人群当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而他自认是第一等人，有权力带领“后知后觉者”革命，在革命中迫使“不知不觉者”觉悟。由此衍生而来的一套理论则是：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他称之为“一盘散沙”）。如此这般，孙中山眼中的“自由”，首先是指政党、国家的自由，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换言之，此自由非彼自由，个人自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的所谓“自由”，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正因此，他在晚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无条件忠实于“总理”个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过就是显露了其思想底色而已。

   不过，倘若仅仅以孙中山在思想上的缺陷为理由，来驳斥历史教科书对革命党人一边倒式的赞誉，似乎还显得底气不足。当时的革命势力之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仅是由于孙文个人素养的不足，而且更是因为长时期处于中世纪土壤之下的中国，在当时的确难以找到适应现代政治模式的富有远见的精英人物，能够像美国的建国诸父那样，在革命告捷之后，迅疾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制度建设诸问题，而是对失去权力耿耿于怀，缺乏妥协精神和法治观念，坚持要将权力控制于革命党人手中。在我看来，如此行事，说得好听些是患有多疑症，不相信在别的势力（如袁世凯）主导下同样可以实现共和；说得不客气些，实在不过是独裁而已。而长期以来，国民党人为维持其在国人心中的政治正统地位，固然需要装点门面，对辛亥革命和以孙文为代表的本党人士作诸多夸大的正面描述，以“革命先行者”之继承人自居的另一家革命党内的诸公，亦毫不犹豫地延续了此种以讹传讹的革命叙事模式，继续为“辛亥革命”这场盛大的“化装舞会”抬轿粉饰，令几代国人面对历史的迷雾茫然不知却还自以为是，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