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读史之时，恰是思变之时。只是，这种思变，并非无中生有的变，而是渊源有自的变。正像历史学家路德维希·迪西奥（Ludwig Dehio）说过的那样：“不论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寻踏实的立足之地，我们都必须要回到那个至今仍旧震颤我们灵魂的时间点去。”确实如此，当下的中国，重新翻看历史已经成为了我们走向未来的必要之举。这种对于逝去年代的追寻有两重含义。其一，这是对一度失落的民族历史意识的重建，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以及对于常态生活秩序的渴望与承诺。其二，这种追寻实际上在不断提醒我们，现实的基础并不足够坚实，如果想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必须不间断地返回到历史的那个转折口，去看看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挣扎与我们的选择。在这两个意义上，历史的回望与追寻，其实是为了重新阐释民族的记忆，进而创造我们的未来。

   那么，那个至今仍旧震颤我们灵魂的时间点究竟是哪个时刻？毋庸置疑，我们的目光追随着王学斌的这一本《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看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作者很巧妙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最鲜明特征——在崩坏与新生之间。在崩坏与新生的逆转中，有的人苦苦持守、有的人推波助澜、有的人散发扁舟、有的人点石成金、有的人香消玉损……作者用了6个不同的“局”，以嬉笑怒骂的手笔，带领着我们一头扎进了那个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时代。过往读史，沉甸甸的兴亡更迭，往往需让人先冷却了心肠，恍若上帝一般居高临下，大可不必沉痛时候掬一把热泪。而作者的这段史，却将段段史料化作了那时代人的眼手心身，浓墨重彩地写出了或奋力一搏、或纵身一跃、或勉力前行、或坐看败落的复杂况味。那都是时代的局中人们，愿或者不愿，时代都在那里。而最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对局中人心灵动向的深入探查。记录时代有史书史家的大手笔，而记录时代中人的，往往更切实可信的是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中留下的“日记”。为了让读者获得最佳的现场感，我们可以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读到作者翻阅数百万荣庆、那桐、徐世昌……日记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隐微、切近、甚至近乎残酷的真实。那个时代的日记，剥除了场面上的伪装之后，终究也是一种私人写作，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私人写作——写微博、刷微信，其实有着大抵相同的逻辑。在剧烈的时代转型与震荡之中，宏大的历史叙事，无法渗入个人的生命故事。而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命体验、喜怒哀愁、乃至于最为私密的呓语，却在无意间被放大、被播散。那时代的人，不知道近百年之后，恰好有那么一些人，藉由作者的手笔，读到了他们的故事，甚至探入到了那个时代。这些故事，或许与此在读者的生活并无具体的关联，但是，这些从属于私人领域的喟叹、犹豫、焦虑、憧憬、绝望……却为读者勾画了一整个时代。而只有理解了那个时代中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那个时代。这样深入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在作者的叙述中，时时留下深刻的痕印。我们相信在这些文词底下深埋的是作者，或者每一个言说者的苦心和血泪。

   原本的官修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东西，它是成王败寇者的博弈，甚或是一代明君的恩泽天下。这种历史记录的场所，大抵是宫廷深处。而当历史的言说，越过了宫廷史官的微言大义，转而蛰伏到了私人写作的领域，那么，一种新的东西就被解放了出来。比如，我们看到这批清末官员、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日记中所记载的生活琐事、情绪起伏乃至于政治事务，无不渗透出时代剧变与个体命运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这里面不仅生动演绎了个人的春风马蹄、醉卧沙场、及至欲说还休、期待落空和万念俱灰；更是聚沙成塔般写尽了那个时代的余辉夕阳、转瞬即逝的革新机会以及失之交臂后的刀剑血光。在时间的沙漏中，他们的日记从落寞无人闻，走到了我们现在的案头枕边，才使得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激烈碰撞、交锋落败与挣扎求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私人写作的历史，比之严整肃穆的正史，读来更加令人惊心动魄，似乎在不经意间，就能让我们嗅到那股来自于历史深处的烽火硝烟与呢喃市井。

   这样一个大时代中的私人写作的涌动，其实表征了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它表征了时代脉搏在个体生命中的搏动，而这种生命的搏动，使得我们能够越过时间的障碍、历史事件的层累，直接触碰到那个时代的真实；其二、这样的私人写作亦是一个现代性逐步奠立成型的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获得独立地位，以自由的言说满足解放个体的需求。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私人写作）就成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建立交往关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中介手段，也就是说，它为个体建立起了—系列的主体间性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在这些关系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进而通过这些关系构筑起整个社会体系。”从表面上看，私人写作似乎传达了一种封闭的诉求，意图寻求个体的自我认同。但实际上，自我认同的获得，必须具备两个向度的认同达成——即自我与自我的认同，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故而，个体永远都处于一种双重关系中——既自我关怀，又关涉别人。自我关怀的目的是为了关涉他者，关涉他者反过来又加强了自我关怀。因此，即便是最为内在的私人主体性也都与他者和共同体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清末民初的这一批时代人物，通过大时代下的私人写作，在不断突显自我体验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为自我建立起了一种主体性，进而参与到了他者、乃至于整个共同体的命运中。

   而此后中国的整体遭际、发展方向，也恰恰应和了此种现代性发展的大潮。我们看到，一个五千年未易的古老国度，迈着沉重的步伐，最终汇入了整个现代文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