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个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对围绕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一部分北大教授所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一股恬淡、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书里所展示的，既有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有他们的悲欢离合、矛盾纠葛。他们在思想上的交融与对立、事业上的合作与分歧，从相应相求到分道扬镳，贯穿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经为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所极力弘扬的诸如科学、民主、自由、公正之类的文明观念，依然没有落到实处。蔡元培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精神，尽管在当年的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曾辉煌一时，但现今已经是了无踪影。主张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更是不断遭受严厉批判。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反专制、反愚昧的历史使命，迄今仍然没有完成。

   新文化运动是依托民间自由报刊的舆论阵地开展起来的，没有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这些立足民间的自由报刊，就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而除了《新青年》等刊物外，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就是北京大学。蔡元培于1916年接受黎元洪颁布的大总统令，“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出任校长的”。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正因为如此，北大一时间人文荟萃，群贤毕至。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随陈独秀迁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　从4卷1号开始由六名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轮值编辑；　后来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这个事实说明，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骨干大都是北大校园的教员及职员。“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用张耀杰的话说：“《新青年》　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

   张耀杰的新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团队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即使是像陈独秀、钱玄同这样一些致力于思想革命的文化先驱，头脑中也存在着一条专断思想的尾巴，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缺乏应有的宽容精神。1917年5月1日，陈独秀在《答胡适之“文学革命”》的回信中写道：“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单边片面、极端绝对的专断态度，也表现在由他所主持的　《新青年》　杂志中，以致胡适的老同学汪懋祖从美国来信，批评《新青年》“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胡适内心深处其实是不赞成这种单边片面、极端绝对的专断态度的。他在写给钱玄同的书信中表白说：“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钱玄同后来也有所觉悟，他在1920年9月25日写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表白说：“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学术思想专制”的态度和作风，把胡适所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当作待人处事、论文讲史的座右铭。

   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是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的，张耀杰的书稿以特殊的体例和笔法重新考证和叙述了北大教授的政学往事，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实资料，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