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传记。克里玛基本与米兰·昆德拉齐名，但经历比昆德拉动荡得多，十岁被送去纳粹的泰雷津集中营，十三岁被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夕被成功解救。多年以后有位美国记者参访他，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同龄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却活了下来？这种坦率的追问多少让人不舒服，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纳粹为什么没有没有杀死一个孩子，而其他孩子和同伴被送进了毒气室？

   克里玛尽量从自己的回忆中寻找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所以他把这种偶然的宿命归结为他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专家，上级对他的能力非常认可，于是决定暂时不把他们全家送进毒气室。“但这只是一个猜想，重要的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活了下来，这虽然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也不是我的错。”克里玛如是说。

   与此相对应的刚刚去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在2006年出版的传记中承认他曾在十五岁时加入过德国纳粹的党卫军，格拉斯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承认，这件事在他心中已经埋藏了很多年：“作为一名作家和德国公民，我在过去六十年中所做的一切努力与我年少时在纳粹时期受到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我力图修得善果，我一直以为，我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负罪感。我是曾经参加过党卫队，但是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罪行。”

   我们都能够从上面两位作家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他们的经历都与纳粹德国与大屠杀相关，他们用余生的写作来反思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以他们的文学组成了只有二十世纪才具有的特殊文类：见证文学。这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大体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事件的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主，撰写出的回忆录、日记、小说、诗歌等作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纳粹大屠杀之后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难道仅仅是，从此之后，我们无法再进行任何写作了吗？奥斯维辛成为了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从此之后，任何写作都丧失了意义？

   当然不是。奥斯维辛之后，任何写作都要回避不了奥斯维辛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幸存者的见证文学，他们的余生都会活在这个巨大的阴影里面。像克里玛所言，活下来只是开始，如何继续生活和写作才是最大的问题。就像格拉斯用余生的写作修复自己的负罪感一样，而那些幸存者的写作，就会用余生的写作来追问自己的幸存是否有意义。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船夫日记》才能更加深入和全面。

   1929年，伊姆莱出生于布达佩斯，犹太人。1944年，即他十四岁时被投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幸运的是，1945年获得了解救。我们能够注意到这种年龄上的差别，克里玛在被投入集中营时还是个孩子，在他的传记中，他甚至能够回忆到在集中营里有些“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伊姆莱被投入集中营之后却一下子成熟了。但是这种成熟的代价就是，他一辈子都携带着幸存者的记忆生活，沉重而可怕的记忆，成为一种经历，也是噩梦一样的负担。《船夫日记》选材于他1961年至1991年所写下的日记。与其说这是日记，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对自己生活和写作经历进行的偏执狂一样的思考。与其他作家的日记都不一样，这里的日记是“船夫日记”，开始我无法理解这个隐喻一样的词汇，直到伊姆莱在日记中这样解释：“自我纪实是一种船夫的苦役。我就像坚持划桨似的执着于此，饱尝磨难，艰辛向前。”

   幸存者的日记与其他日记最大的区别在于此，余生再无欢欣，所有的写作都指向了那个终极追问。我们会注意到很多幸存者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是很多人还是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比如德语诗人保罗·策兰，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幸存者也会受到质疑。不但是别人会追问，自己也会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别人死了，而我活了下来？这种活着就变成了连续不断的噩梦。伊姆莱在日记中有一则写到，每个夜晚都会有噩梦，有时候他会意识到一种寂静：“就像一只在夜里突然四下窥伺的野兽……这种沉静，有如由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已经对我做出的缓刑判决，这个判决是这样说的：‘干吗要杀他？他自己也会死掉。’”

   伊姆莱说，他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了寻找更加锐利的苦痛。《船夫日记》第一篇就是记录他开始写作的过程：1961年，他开始写作《命运无常》，期间他还回到了小时候生活过的集中营。小说写了四年，但是出版却用了十年，1975年4月，这部描写他在纳粹集中营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他在日记中写到：“《命运无常》出版。扪心自问，我感到自由而空虚。我没有任何期望，也没有任何感觉。顶多感到在出版过程中的某种羞耻。”这部小说出版后，并未受到多少人的关注，直到1988年和1990年《无命运的人生》的两部续篇《惨败》和《为了未诞生的孩子的祈祷》发表之后，他才为世界所了解。

   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位作家如何创作自己的作品，如何通过翻译苦苦生活，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他是如何活着，我们是看他如何死去。既然活着如同死去，这种生存事实就为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借用法国哲学家齐奥朗的一句话说，每部书都是一次延迟的自杀：“要练习死亡，要熟练于死亡。怎么做呢？首先，总要从死亡的角度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具有优势，因为东欧人的生活教导人死亡。”写作并不能给幸存者提供救赎。事实上，在经历过奥斯维辛之后，任何宗教和信仰也不能提供救赎的可能性，所有的哲学和艺术都回避了大屠杀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理解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是正确的。阿多诺的这句话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如果你要进行任何艺术创作，必须将奥斯维辛的存在作为一个衡量的尺度：“在诸多主题之间，奥斯维辛之所以对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是因为艺术家们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他们丧失掉所有的勇气，整个一生都在深思熟虑，唯唯诺诺或者说闭着眼睛进行屠杀。”

   2002年，伊姆莱因为“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大概是文学所能赋予的见证文学者最高的荣誉。但是这种荣誉又是如此脆弱的不堪一击。伊姆莱在演讲辞中也同样提到，对普通作家最为重要的“为谁写作”和“为什么写作”，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将他与文学等艺术区分开来，这条界线就是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中断了文学：“我想说的是，自奥斯维辛之后，没有任何可能铲除或抨击奥斯维辛的事件。在我的作品中，大屠杀从来无法用过去时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