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怎么办？”，好一个标题党的杰作，若要再更上一层楼，这本小书理应在腰封上格外标明作者身份：杨庆祥，文学博士、著名青年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恐怕还得机智地渲染一下“双城记”的沧桑感：京城求学数载，东莞底层调研；再配上一张斜倚书柜的帅气照片……说白了，他有资本来一段很燃很励志的“告青年书”，也可以优雅地怀旧和抒情，但他偏偏选择从“失败”讲起，想要从一己的失败感中，思考一代人的困境。

   这真是给自己挖坑！才听到他讲博士毕业留校后尴尬的租房经历，已经有人跳出来大骂“矫情”。你一个大学副教授还缺钱、缺房子？凭什么说80后是“失败的一代”？这些误解里不乏“80后”这个庞大群体的真实情绪，没有谁会去否认这一代为生存所困的疲惫与焦虑，但经历过父辈们诸如“暮色沉沉”、“自我中心”的臧否，“80后”已经像刺猬般警惕，拒绝“被代言”，也容不得一点挑衅。或者说，生活太残酷，还是不要再在思想中“自虐”了吧。嬉笑怒骂，轻松地过活儿。140个字的漂亮话多得很，鼠标随便一点，就能找到更辛辣的讽刺、更文艺的情怀和更戏剧化的生活。

   这恐怕就是杨庆祥在书中反复提到的“轻”的状态。作为80后内部的一份子，他并没有简单呵斥这种生活方式，就像他毫不讳言，阅读郭敬明的《小时代》，比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更有快感，但他又十分谨慎地看到了这种精神治愈中潜伏的危险。“小时代”的命名，将真正需要反思的“失败感”给合法化了。在《小时代》里，“失败”被替换为更柔软的“挫折”，爱情的挫折、友谊的挫折、家庭关系中的爱与恨，职场商战中的冰与火，所有挫折都只是青春物语的一个小小插曲。

   杨庆祥是在一个非常清晰的历史坐标中讨论80后的。“我文章中的80后是指经济基础非常糟糕，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80年代关于“个人奋斗”的美好憧憬，最终还是由权贵和资本说了算，这一代人的幸与不幸，与“改革”共生。这无疑是一个悖谬丛生的“大时代”，但郭敬明式的修辞，如“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是比宇宙尘埃还要渺小的存在”，却将“大时代”推向寂静无声的远处。《小时代》如此分裂，每一个镜头都在告诉观众，以财富为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但它又迅速将差别抹平，让我们像“时代姐妹花”一样陶醉在“友谊地久天长”中。肯定有人信誓旦旦地拒绝被“郭小四”捕获，但不走进电影院，并不代表在生活中就不去悉心经营自己的“小时代”。在杨庆祥看来，《小时代》最大的问题和洞见，就在它安抚了80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佯装置身于历史之外。

   退回生活并不单纯是“懦弱”的表现。80后一代有着参与历史的高度热情，连痛惜“一代不如一代”的前辈们，也不得不承认如今人到中年的80后们在家庭、事业甚至“中国梦”的宏大叙事里都有所担当。不再是小小少年的80后们渴望参与，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当年的“坏小子”韩寒会被抬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然而，杨庆祥用“抵抗的假面”一词来分析“韩寒现象”：韩寒式的“说真话”当然有其正当性，但这种抵抗本质上是“媒体化”的，它只能制造一时的轰动与泄愤，既不能真正改变体制，也无法重构道德人心。韩寒的勇气令人钦佩，他的机智也让他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游刃有余，但这种小搔小挠的油滑一旦被批量复制，谁又还有耐心去严肃地思考与表达。

   这是一个“网络民主”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朋友圈里调侃时政、批评体制、抵抗价值观教育，享受众人追随、一呼百应的“大V”效应；无论是“马航失联”还是“长江沉船”，“点蜡烛”、“合掌祈福”当然不够，还要齐心协力把各种娱乐八卦赶出话题榜；读一读“仁波切”吧，喝茶静心，放下执念。我们复述着“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但谁都知道朋友圈是可以分组限制好友阅读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小号”，难以言说的内心戏就用符号表情来代替吧。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大家门儿清。我们会咬牙切齿地说，这是被逼的世故，是体制的错。但我们摩拳擦掌，还是不敢与生活为敌。所以杨庆祥会说，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80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体两面。换个通俗煽情的词讲就是“宿命感”，在形成有力量的信仰和更自觉的实践经验之前，我们已经预判了世界的无法改变。“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只是英雄迟暮，感慨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我相信，杨庆祥如此尖锐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因为他自己也曾在这种虚无感中做困兽之斗。2006年7月，这个出身农村的知识青年决定到东莞去，如果“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谁，我要怎么办？相比较早成文的《80后，怎么办？》，书里新增的大量篇幅和访谈都与这段经历有关。面对80后农民工这个“沉默的多数”，“我”的失败感显得无比矫情。他很警惕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幻觉，也没有掩饰他对所观察到生活的隔膜感。已经有太多对经验现实的直接复述，他选择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讨论80后的位置：在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中，他们是“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在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与城乡格局中，他们只能在疲惫和漂泊中憧憬未来；在曾经以无产阶级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革命遗产中，他们是几乎完全丧失了“主人翁”意识的工农阶级……

   基于一种文学的而非社会学的焦虑，杨庆祥设计了一个“东莞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他格外关注阅读，却又不得不面对书摊上如《麻衣算命》、《快速致富方法》的贫乏现实。趣味高低还不是问题所在，相比工厂流水线上的同龄人，在城市里看美剧大片、手绘《秘密花园》的80后，就一定拥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吗？当杨庆祥用“小资产阶级”定义80后的阶级属性时，无论处在社会哪一个阶层的80后，都可能在分享着同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设定。追求丰富的物质消费和精神生活，这当然是最普遍的人性诉求，可是如果它仅仅以财富增长和阶层晋级为标志，对于多数没有先在资本、只能被动适应游戏规则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一个打工妹渴望一部苹果手机，一个小职员梦想一栋海边别墅，也想环游世界，也想到大理丽江去艳遇，不管这种生活想象多么单调媚俗，都有它的合理性。但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个人的每一步选择，都在生产和巩固着某一种社会秩序。郭敬明曾回忆他刚出名时参加一个活动，因为衣服寒酸，被人轻蔑地问是不是助理？戏剧点儿说，正是这次屈辱的经历，造就了今天有着精致妆容、华服披身的郭敬明，“当你有一天足够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承认你”，“我很有钱，我很成功，我是国家精英”。于是他给你造了一个“小时代”的梦，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郭敬明。就像杨庆祥访谈系列中一个80后初到广东打工时遭遇保安队的经历，因为此前多次被抓，他一看到保安队就害怕地跪下了，保安队的人把他的包一脚踢开，说“怀疑他吸毒”。“那是我人生中最感到羞辱的一次，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无辜的冤枉……”。如果一件漂亮的衣服就能够消除歧视，这绝不是一个好社会。

   “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吧”——这呼喊或许有点书生意气，但我理解杨庆祥的激愤和忧虑。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前，全世界资产者已经联合起来了。他用一个很学术的词——“主体”来逼视他自己和一代人，我们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吗？我们正在进行的自我表达和生活想象真的属于我们自己吗？我们在历史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还用一个很扎眼的词——“阶级”去突破习惯了互撕的代际意识，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抵抗需要具有整体感和有效参与的社会实践，但整体感的形成却不能局限于寻找同类，而是要从异质性的声音，甚至是彼此隔膜的他人身上，找到共通性。就像一面是优衣库“试衣间”的全民狂欢，一面是优衣库中国代工厂女工们的罢工维权，如果看不见后者，80后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半个世界。

   杨庆祥并不想做“意见领袖”，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80后，怎么办？》仍立足于文学阅读与批评。他在文学研究中实践自己对80后问题的考虑，通过比较《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甚至《了不起的盖茨比》，叙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奋斗”故事；通过分析《波动》中小资产阶级形象的历史意识，批评《上海宝贝》等当代“小资”趣味的现实逃避；在张悦然、郑小琼等80后作家笔下，寻找不同于韩寒、郭敬明的另一种声音；在欣赏《刘三姐》的意外感动中，反省自以为是的个人趣味……不仅仅将文学文本作为解读时代症候的依据，还要尝试建立一种“文学式的抵抗”。用书里的词儿来理解，这“抵抗”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让80后从资本和意识形态的长期规划中，创造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80后作家不能只为一代人留下青春叙事，还必须“以文学化的方式去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面对“文学已死”的盖棺定论，这本书已然是一次在失败中绝地反击的明证。

   这是一本“失败之书”，我很喜欢灰黑色封底上杨庆祥的一首小诗——《世纪之爱》：“我知道大多数人已经疲惫/但钟声身依然长鸣/当我侧耳倾听这尘世回音/天空中飞过一只鸟的阴影//不能说失败了/也不能以群众的名义庆祝成功/好像只能停留在这里/看看云，听听风”。我想到《1984》中的“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还想到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这首小诗奇妙地将摇摇欲坠却一丝气息尚存的历史总体性，与“小确幸”般的温柔慰藉，一起塞进你的胸腔里，让你无法在撕裂感中舒服地闭上眼睛。

   《80后，怎么办？》让许多人“不舒服”了，这是一件好事。如杨庆祥所说，这本书旨在唤起80后参与历史的意识，至于“怎么参与”是下一步要做的事。但只要感到“不舒服”，就有可能寻求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