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嘱我为一本学习传播和媒体的教科书写序，我发现自己正面这样一个悖论——要将这门学科掌握到最好，不仅得学习更广泛的人文学科，还必须拥有在传媒业内丰富的实践经验。

  上世纪70年代，我去纽约念大学之前，我父亲的一位同事，他曾是《新闻周刊》（Newsweek）的撰稿人，在得知我选择新闻学作为专业时，劝告我说：“你可以去研究人类学、语言学、历史等等一切你感兴趣的学科，新闻学除外，因为没人能教你这门学问。”。

  两名美国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使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因水门事件而不得不在任期内辞职时，全美国的新闻学院突然时髦了起来——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也和60年代全民学俄语、80年代兴起学日语的情况相仿。但我想奉劝那些抱负远大的记者们引起警惕，不要在得奖的诱惑以及公众对所谓“成功记者”的崇拜之下失去自我。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只是这一职业崇高的内在召唤而已。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行业的丑闻实在是层出不穷。比如，1980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编造了一个名叫“吉米”的六岁男孩吸毒的假新闻；200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杰森?布莱尔（Jason Blair）杜撰了36篇报道中的事实和摘引而举国震惊（本书第15章对此案例有详细的介绍）。

  谎言千遍即成真理。考虑到谎言引发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上的效应，国家可以对说谎者加以庇护，也只有得到国家的庇护，谎言才能被一直维持下去。调动一切力量镇压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真理乃是谎言的天敌，我们不妨将之拓展，即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这段臭名昭著的话，出自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我想在中国，我们这些在世的、还没有忘却历史的人，都不免会想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吃的苦头。

  我最终选择了政治学，后来进入美国的主流媒体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很愿意同本书读者分享一些想法，因为你们有一天可能也会考虑进入这个行业。

  由于媒体平台正在由平面/电视向互联网和手机大举迁移，在这种形势之下，只有一件事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就是如何将一个故事，以及我们叙述故事的形式传播出去。将一篇准确的报道明白无误地传递给大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向你们道出内中艰辛之前，我想先同你们谈谈这个行业最顶尖的记者们所谓的“矛盾的真理”。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中，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描绘了这样一幅中国图景：这个国家每年生产的衣服和鞋子是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每年要用掉全世界总消耗量40%的水泥和煤，30%的钢铁和12%的能源。中国已充分融入了世界经济体，它使得全球油价翻了一番，同时电脑的价格减半。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以每年一个伦敦的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为了与新的都市图景同步，上海的地图每两周都需要重画。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潘公凯（Phil Pan）所著《走出毛泽毛时代》（Out of Mao’s Shadow）中说，对于中国人来讲，刚刚过去的25年是这个国家5000年历史里最好的一段时光。

  但他的同事潘文（John Pomfret）则持相反意见，指出中国现在陷入了四大困境：人口老龄化、被高估的经济、四面楚歌的环境和上行下不效的意识形态。尽管中国的GDP预计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这是由13亿的人口基数决定的，按人均来看，中国还没像人们恐惧的那样成为一条巨龙，最多是中等个头的蜥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中国排在世界第109位，处于斯威士兰和摩洛哥之间。

  今天中国这种巨大的矛盾的确让人迷惑。根据一篇报道，中国在上个十年里制造了45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之声从未止歇，尤其是在那些争吵了数年的敏感问题上。《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员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Nicolas Kristoff）在最近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对此这样解释：“我们只报道飞机失事，而不报道飞机着陆。”。

  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些关于中国的不同的报道方式之间是存有竞争的。一类报道说，由于人类的天性相同，中国必然会越来越趋近于西方，迈向自由民主之路不可阻挡，所以必须持续向中国施压。还有一类则说，由于中国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专制资本主义道路最终会占上风。而我觉得，中国有一天会令我们所有人震惊。

  当赛珍珠（Pearl Buck）为我们勾勒她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的遭遇时，这个本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听起来却让人觉得心酸。这本出版于1931年3月的书为赛珍珠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但是鲁迅却在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他是这样评论的：“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来做，才可以见真相。”鲁迅这句听上去多少有些漫不经心的话决定了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许多年后的1972年，周恩来总理拒绝了赛珍珠再度访华的请求，部分也是为此。一年以后，赛珍珠就去世了。一直以来，中国人对赛珍珠的画像就是：她是一位“传教士的妻子”，她生来就有一位“传教士父亲”，而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可赛珍珠曾在纽约发表过一次题为《何处是外国传教士之地》（Is There a Place for Foreign Missionary）的演讲，她在演讲中对身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果鲁迅能亲耳听见这次演讲，他大概就不会对赛珍珠的作品有那么深的厌恶。赛珍珠也曾经勇敢地站出来为废除《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America’s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这也是美国政府通过的第一部种族主义法律）大声疾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赛珍珠一直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不同，她居住在上海时的一位友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最终胜利——最后却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所冷落。

  就新闻的核心本质而言，它还和300年前第一张报纸被印刷出来的时候一样，并没有发生改变，即如何建构一篇对于新闻事件、人物和文化的报道。许多记者循着这一道路前行，并且最终成为了纪实文学作家。如何做出既真实可信又趣味盎然的报道，一直以来都是个难以征服的挑战，哪怕在新闻业光景最好的时候也不例外。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作家的著作或者哪一所大学教育机构能够将独特的意识直接提供给我们，即便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生活，这样起码我们还可以梦想有一天，自己也会拥有独一无二的看待这世界的视角。

  赛珍珠曾说，她学会了汉语，就像得到了独立于原来的灵魂之外的另一个灵魂，而她至死都无法与这个灵魂分离。我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作家和记者中能够诞生第二个赛珍珠，这个人能够为中国读者揭示出一个真实的美国，就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为法国读者所做的美国近距离观察报道一样。在我们中间如果能出现第二个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将向我们讲述真实的英国；或者一个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将能带我们了解真正的威尼斯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够超越鲁迅先生“最好由中国人来揭露中国的真相”的观点，那对人文学科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啊。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天朝，它真正回归到了世界次序当中。所以我希望，通过学习媒体和新闻学，你们能够真正插上想象的翅膀。

  月初我去度假，中间接到《南方周末》的邀请，让我参加由他们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我读到了龙应台女士在北京大学所发表的演讲，真遗憾自己没有亲临现场。她精辟地捕捉到了“中国梦”最本质、最令人动容的东西，从不同群体的角度她谈了身为一名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13亿中国人能够和应该怎样对待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和台湾民众（我猜在她心目中也包括了香港民众和海外华人）。我发现她对于一些真正令人安慰的、有力量的事件做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