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无法抵御的诱惑、体内腺素激增，为了维护此间原则不惜付出生命。所以理查德·耶茨在《革命之路》里用爱情包装了理想，用流产意寓革命理想的死亡。

  住在“革命山庄”里的惠勒一家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中产阶段的代表：丈夫弗兰克（Frank）拥有稳定的工作，妻子爱波（April）在家照看两个孩子，一家四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在日益平淡的生活中，男女主人公都感觉到了生活的危机：他们已经失去信仰、失去理想，陷入到繁琐的家庭事务和庸俗的邻里关系中。在无数次的指责、争吵和互相伤害之后，爱波为了挽救这场婚姻，提议全家人移居到巴黎。这个伟大计划的诞生，让两人重温已经失落的理想。他们似乎重新体验了青春的气息，也找到了爱情的回忆。然而，懦弱的弗兰克始终在安逸与冒险之中摇摆不定。此时恰逢难得一遇的晋升机会，以及爱波的再次怀孕。弗兰克改变了主意，并试图用各种方式劝说爱波放弃。“巴黎梦”成为爱波一个人的梦想，一次徒劳的挣扎。她不仅忍受着梦想的失落，并且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端份子。最后，在一个貌似和解的清晨，爱波怀着难以抑制的失望，带着流产的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的，中产阶级的婚姻是展现给消费大众观赏的外表，它象征的是整个50年代普遍存在于中产者中的平庸主义——对革命精神的背叛。他们分享着“二战”后的美国繁荣成功。不知不觉放弃了“美国梦”的进取精神。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拒绝冒险，选择和平。耶茨本人的话为小说主题找到了注解：“我用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要表明，1776年的革命之路已经在五十年代走入绝境”。

  巴黎”，这个人人口里浪漫之都，革命与政治的策源地，难道真的非去不可吗？爱波的执拗只不过是检验着弗兰克的勇气。一个人面对理想，是勇往直前，还是袖手观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身陷于日常生活的普罗大众，大概也免不了偶尔扪心自问，我是否会启程往巴黎？我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里？

  抛开政治背景不谈，我们选择在今天阅读这部小说，是为了在自身生活困境中找到出路。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取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安逸，而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以及自我的救赎和解脱。这部小说还有另一个侧面：假如弗兰克•惠勒并没有得到那个晋升机会，或者，假如他面对“体制的诱惑”没有动摇，最终和妻子一起踏上梦想之旅，那又会怎样？是否会成全自己的革命理想？还是陷入“娜拉出走之后”的僵局？

  理想是人类精神领域普遍存在的思想成果，它激励着人打破现实，朝着更新、更好的方向努力。但生活的常态规范着人的行为——正如本书将婚姻象征着禁锢生活的枷锁。所有的原命题都有着真、假两个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在“to be”或“ not to be”之间选择。60年代的“嬉皮运动”似乎是在信仰极度缺失情况下的一次拨乱反正，年轻人与日俱增的社会责任感与空虚的生活终于产生了碰撞。或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理想的不安份因子都不得不反映在冲突形态，当所有的安稳都意味着桎梏，人就必然要逃离了。

  我们同样会面对弗兰克所面对的问题。那么，认同理想顺势而行？还是找出正当理由就此止步。弗兰克选择了后者，但这使他失去流产的妻子和孩子。从故事本身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从作者的主旨而言，这是整个社会的病症。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期待着无数激情澎湃的个人理想，汇聚成社会的新思想，新希望。正如我们要求当代的青年，应该以个人的性格，理想，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次看似天真的号召，这条道路漫长且遥远，但我们一如既往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