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飘雪的日子里重读《雪城》（梁晓声著），等拿起笔却已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时间在不经意间呼啸而过，每一个时辰，每一段过程，都砌入短短而又长长的一生。正是在这无从停泊的倏忽之间，书中的主人公们该有50岁了。当年的环境已多次更迭，然当年的仿徨和困惑、思索与了悟却仍附着在今天参差不齐的脚步中，致使这部长篇获得常新的意义。

  与许多着眼于“个体”、“私密”的小说不同，《雪城》关注的是一个转轨变型阶段的大时代和这一特定时代中的大群体。书中众多各具特色的知青人物是小说的支撑点，也是作者对时代进行深层思索的形象符号。他们从真实生活的细微深处走来，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展示社会变革，演绎个体生命的美丽与哀愁。

  一如哈姆雷特曾苦苦纠缠于“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命题，小说中的主人公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断层。在那个历史瞬间，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精神层面，旧的准绳已分崩离析，新的规则尚待形成；放弃固有是大势所趋，更新转换却方向不明，而严峻的生存问题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到每个人眼前。昔日的兵团营教导员姚玉慧尤其显得无所适从。此前，这位市长的女儿始终是命运骄子，用“叱咤风云”、“一呼百应”来形容她的出场毫不过分。毋庸讳言，她的“光环”一部分来自父辈庇荫，但同时也仰仗时势造就以及多年的自我修炼。可是，一趟穿越时光的回城列车却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她早已熟悉、认同并且依赖的世界：城市已不复是往日的城市，一切正在重新排序；亲人亦不复是往日的亲人，家庭的骄傲沦为同情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沦陷和目标迷失……她面临重新定位，必须与成千上万名普通知青、与曾经的下属同时站在“生存”这一起跑线上，所有的自身“优势”荡然无存。这使她极度惶惑，最后终于走向精神崩溃。将她击跨的与其说是严酷的现实，倒不如说是她投入全部身心的畴昔。对她而言，遗忘比重建更为艰难。

  当多数回城知青仍在为维持生计辛苦奔波时，严晓东已通过经商摆脱最初的困境，进入有钱和有闲阶层。也许物质的积累阶段过于短暂，抑或这种“全新”的生活模式超出了他的认知与经验范围，所以无论是家人还是自己的心理状态都尚未作好充分准备。于是，能够使严峻的生存显得略微祥和的金钱却成了空虚之源。他去舞厅滋事，也尝试过附庸风雅，在新旧观念的夹墙中走投无路时便只能去酗酒沉沦。“富足者的空虚与赤贫者的空虚是同样深刻的，前者有时甚至比后者来势更猛。抵御后者不过靠本能，而抵御前者却靠睿智的自觉。”生存的大环境还来不及为严晓东设置培养睿智的机会，他似乎仍像一个婴儿，一个拥有成年男子之躯的精神婴儿，抽离搀扶便不知何去何从。

  时代在动荡、蜕变、更新中延续，适者竟然是出乎意料的人。与当年的风云人物相比，徐淑芳似乎从未显山露水，在回城初期还经历了一连串令常人不能忍受的厄运：屈居于蛮横的继母屋檐下，无奈中只得早日出嫁；婚礼上，原男友愤然送来花圈，使她的婚姻尚未启程就陷入冰川；终于有可能与丈夫共沐温馨了，但他却在一起冤案中永远离去。而所有这些遭际都附着在一个巨大、刚性并且无可回避的背景上，那便是——基本生存。徐淑芳并非是个女强人，她最终成为出色的企业家，则有其不可忽略的主观因素。厄运笼罩时的坚韧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她有着健康敏感的心灵触须，善于从苦乐俱全的动态生活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她还有非常朴素的人生理念：城市不是为我而变的，也绝不会因我的好恶而变。所以，与生活对峙无任何意义。

  光阴荏苒，许多年过去，世界变得更加多元。《雪城》的故事却远未结束，只是场景、人物、情节均已注入新的内容。只要生活还在继续，人类因“变”而产生的困惑、焦虑和思索便会绵延不断，由此决出的胜者与负者同时并存。但它终将演化成一种新的发展力量，推动社会前行。